作者：陳俊欽
在多數時候，當個案出現負面情緒（例如：憂鬱、憤怒、焦慮）的時候，治療者往往很直覺的，會自動站上「與負面情緒對抗者」的角色，心中所盤算的，都是如何將個案的負面情緒給消除的方式。
無可厚非，這是典型的男性特質之一──控制性。醫師的訓練過程中，「控制性」是相當受到重視的，在傳統的觀念上，「醫」與「病」也是對立的：醫師如果不能解決個案的病痛，就彷彿失職一樣。
近年來，一個比較另類的治療概念逐漸興起，共同標榜的，就是「與疾病共存」的概念。這個治療理念源於女性特質的色彩非常明顯，也就是：共存、共生與分享，但是，在治療的效率上，仍然比較遲緩，要讓台灣急性子的個案接受，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而且，由於這類治療的時間較長，為了解決龐大醫療費的問題，也不得不借助團體治療的力量：一方面引用團體動力來強化治療效果，另一方面利用團體來分擔專門技術與知識的成本。
倘若治療者想將這樣的概念引用到個別治療上，勢必要做一點修正。最重要的是：治療效率必須提高，否則，在沒有團體動力的幫助下，個案很有可能會失去信心。
這時候，治療者倒是可以採取一個小小的技術，將原有極度柔性的「與疾病共存」，轉化為「與疾病交易」的方式。所謂的「交易」，指的當然不是金錢上的交易，而是一種形式上的彼此讓步。其中，最主要的精神，就是：
「在不違背社會規範的前提下，治療者對個案的疾病作出有條件的讓步，但是，也對疾病的表達方式，做出一定程度的要求。」
例如：如果個案暫時無法放棄利用「割腕」來重新讓自己感覺到存在感，藉以對抗浮動性的焦慮、自我感消失、盲目的焦慮等。那麼，治療者也許可以建議個案利用「在手腕上貼辣椒膏」的方式，用接近的痛覺，來達到相近的效果。這樣的交易成功率，遠比利用權威式禁制命令來的有效多了。但是，很顯然的，貼辣椒膏對身體所帶來的傷害，以及在社會上的意義，顯然比割腕來的輕微許多。
如果個案與治療者的關係更穩固的話，也許可以利用「互相拮抗」的技術來達到目的。這觀念在內外科學上，是很常見的，例如：二頭肌與三頭肌本身就存在著互相拮抗的效果，當二頭肌收縮時，三頭肌就必須舒張。
在心理上，情緒之間也存在著近似拮抗的作用。其中，最常被引用的一對，就是「憤怒與憂鬱」。臨床上，我們常常見到個案交替出現這兩種情緒，但這不正也說明了，兩者具有互相轉換與拮抗的特質？
下面是一個例子，雖然是十多年前的案例了，但頗適合用來說明負面情緒經過轉化之後，也可以產生相當具有社會適應性的行動。
※ ※ ※
有個婦人來求診。她的主述都是一些焦慮、憂鬱的症狀。診斷並不困難，就是憂鬱症。問題在於是什麼造成她的憂鬱？又該怎麼治療？
「是我的先生。」婦人痛苦地說著。「但我不知道我該不該這樣說？」
婦人陳述了一段艱辛的過去。原來，婦人面對著婚姻暴力的問題。先生喜歡喝酒，一喝醉，就動手打她。先生因為酒醉的關係，工作都無法維持長久，讓她不得不到外面工作賺錢，貼補家用。但儘管如此，當她回到家中之後，所有大大小小的家事，以及三個小孩的扶養，都需要她來處理。她身心俱疲，整天生活於恐懼當中，她還擔心家庭暴力的現象，會影響小孩子的發展。
「妳的公婆怎麼說？」
「他們都站在先生那邊！」婦人又敘述了一段悲情的故事。聽起來，公公婆婆偏袒親生的兒子，當暴力出現時，公婆往往反過來指責她事情沒處理好，才激怒她先生。而妯娌姑嫂們，也都採取自掃門前雪的態度。到頭來，她變成了一切問題的核心。明明她是受害者，她卻必須負擔「不要讓先生生氣」的責任。她不斷受挫，而且還不斷受到其他人指責。然而，這還不是苦的──
「大家都要我寬恕他們」。婦人幾乎崩潰。「教會的姊妹都很關心我，沒有他們，我活不到現在。但我說實在的，我真的很難去寬恕那些傷害我的人。」
「那你曾經去報復過嗎？」
「我很想。但我不敢。而且，我偶爾也會懷疑：到底真相是如何？是我做錯了，才導致先生打我？我到底怎麼了？」
「所以，我聽起來，妳面對的問題有幾個：妳目前處於很不確定的狀態。事實真相、孰是孰非妳沒有辦法確定。其次，妳很想報復，但妳又不希望這麼做；但如果要放任妳這樣下去，妳又無法忍受。所以聽起來，妳很想說：妳先生聯合全家來欺負妳，但妳不甘心，妳想報復，但又覺得不妥，別人要妳寬恕，妳也做不到？」
婦人點點頭。「他們都說我瘋了。我也很擔心：自己是不是瘋了？」
「我只告訴你該怎麼做。首先，先問妳幾個問題──妳鄰居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怎樣？」
婦人想了想，搖搖頭。「我沒問過他們。」
「妳有什麼生活嗜好或娛樂消遣嗎？」
婦人搖搖頭。
「倘若妳被趕出家門，妳能自己活的下去嗎？」
婦人搖搖頭。
「妳仔細想一想，關心妳的人多？還是傷害妳的人多？」
婦人想了很久。「其實關心我的人比較多。」
「好，那妳花多少心思在那些關心妳的人身上？」
婦人愣住了。
「這就是問題核心。」我說。「妳被先生傷害，也被婆家傷害，妳一心尋求所謂的正義，但妳又沒有辦法證明自己是對的。所以妳什麼事情都不能做，這就是妳既焦慮又憂鬱的主因。而傷害妳的人少，關心妳的人多，妳卻老是花時間討好那些傷害妳的人，卻將愛妳的人棄之不顧。這豈不是很荒謬嗎？」
「所以，最愛妳的人是誰呢？是妳自己。圍繞在妳旁邊的、關心妳的人是誰呢？是那些朋友。妳得在心中提升他們的地位。妳應該多為自己、也多為朋友們著想。傷害妳的人是誰呢？聽起來是妳的先生、婆婆。妳得在心中把他們降級。妳無須去追問：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？也無需去討論：他們到底好不好？這些真相與評價，留給上帝去做判斷，不是身為凡人的妳應該去做的。妳要做的，只是減低他們在妳心中的比重。先生想打妳，妳就去申請保護令，不然就跑給他追。婆婆喜歡指責妳，妳就不要讓她有開口的機會。他們一罵妳，妳就藉故離去，要不然，就乾脆跟他們各說各話。該妳做的事情妳就做，不該妳做的事情就讓它放到爛也沒關係。」
「不能不做的，不然我會被罵死的。」
「妳又來了。妳又在關心那些傷害妳的人了。」我說。「而且，說實在的，妳即使配合他們，他們就會對妳有好評價嗎？」
「我明白了。」婦人想了一想，走了。
一個月過後，婦人來返診。臉上開始有笑容了。我因為時間不夠，就沒有多說什麼。幾個月過後，婦人整個人都變了樣子：她衣著亮麗多了，講話大聲多了，走起路來也有元氣，乍看之下，很難想像這就是幾個月前那個即將瀕臨自殺的憂鬱症婦人。
「這幾個月來怎樣？」
「奇蹟。」婦人神采飛揚地說。「我赫然發現：我身旁有這麼多人默默在關心我！我的鄰居、教會的姊妹，甚至我的小姑們也是。我以前都沒注意過他們，而且也根本不在意他們。我真的都專注於我的先生。偏偏他傷害我最大！我乾脆就不去理他。我沒去請保護令──我還是比較傳統，不好意思將家醜外揚。但是，他現在一喝醉，我就躲開。他連想打我也沒機會。結果他竟然去打我婆婆，我婆婆氣壞了，開始罵他。我現在除了必要的工作，我其他事情都不管了。我把自己的時間放在教會、街坊鄰居上面。而且，我還報名了才藝班。我要多學些東西。最令人高興的是，這些日子我的心情越來越好，我的小孩也彷彿感染了我的情緒似的，越來越開朗。我有時候還會擔心。我是不是太自私了。」
「妳覺得妳先生為什麼會打妳？」
「我發現他很缺乏自信，小時候被父母保護的太過了，他又不懂得怎麼表達自己。當他發現自己做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時，他就會直接將憤怒發洩出來。而我很倒楣，就成為他的受氣包。」
「所以過去妳的挨打，就是在幫助他繼續惡化，讓他永遠沒機會學習。」
「以後不會了。」婦人尷尬地笑一笑。「說實在的。我覺得他蠻可憐的。我有點想幫他。但又不知道該怎麼做？」
「妳需要的是知識、方法、跟資源。這些妳可以在一些書籍、助人工作中學習到，妳也可以回到校園──有何不可？」
※ ※ ※
這是一個常用的負面情緒轉化的過程：利用輕微的衝突，讓個案沒機會繼續犧牲自己來討好加害者。這時，個案會因為對立而感到恐懼，為求自保，個案就產生了「改變的動機」。
個案被迫注意身旁擁有的資源，很自然的，就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社會角色。而這個新角色自動集合了大量的人脈與資源，提供了個案所需要的安全感與歸屬感，也給了個案一個夢寐以求的被尊重感跟自我實現感。結果，整個生命故事就改觀了。
從頭到尾，治療者並未與負面情緒交鋒，也未曾提供任何安全感、歸屬感與更多支援，治療者只是先行接納了負面情緒，然後動動手腳，把個案的負面情緒轉化，破壞個案與環境的討好性平衡，讓新的平衡自動停在治療標的上。
當然，要進行這樣的改變，需要考慮非常多的因素，包括：個案的智力、學習能力、殘存的資源（此例中，個案有教會人脈）、衝動性（不能因此違反社會規範）、個案環境中的團體動力（此例中，有許多部分被簡化未說明）。
通常，這樣的過程，成功機率是比所謂「與疾病共存」更高的──正如一位個案說過的話：「他媽的！疾病都不打算跟我共存了，我為什麼要跟疾病共存？」沒錯，坐在一旁的沙發、吹著冷氣、幾十分鐘後等著領錢的治療者當然不在乎「個案與疾病共存」，他只看得見「共存」可以為個案帶來的好處，卻看不見疾病為個案帶來的痛苦、不便、甚至屈辱。但置身其中的個案，可不這麼想──如果接受症狀的荼毒就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，那治療費乾脆退還給我，「怎麼生病」不用花錢來讓你教我，我自己本來就會。
在實務的工作上，如果時間與空間都來不及按照標準程序來進行心理治療，利用個案原本的負面情緒，進行「修正式」的心理治療也是可以的。就像本文所示範的：利用憤怒來置換憂鬱，然後，針對「如何適切表達憤怒」加以展示、演練與規範，最後產生了引入教會人脈、社會支持、學會自我保護、反過來同理加害人、並產生出新的人生意義。
這過程有指導性嗎？有，很高，但指導的內容，卻是個案自己本來的無助情緒所轉化的，那還是個案自己的一部分，接受度與一致性也會相對的高很多。
這是負面情緒的運用方式之一，其他的，我在整理之後，會陸陸續續的公開出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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